近日，北京市十余家公立三甲医院相继发布通知，称更新或新增网上预约挂号渠道。 其中，首都儿科研究所、北京朝阳医院、天坛医院、口腔医院等已添加微信公众号、服务号或小程序进行预约。 北京宣武医院、清华长庚医院等推出医院同名APP。
根据各大医院的通知，预约挂号的方式有1-8种。 对于不方便使用手机的患者，很多医院也有电话预约、门诊自助机，或者北京统一的预约挂号平台（114）。
相关公告均未提及第三方平台“京易通”。 该平台以原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原北京市医院管理局、北京银行三方联合设立的京医通卡为基础，提供网上预约挂号服务。 截至2022年4月，“京易通”累计服务超过1.5亿人次。
“医药圈”查询发现，“京医通”微信公众号显示合作医院有29家，几乎涵盖了上述所有医院。 其中，3个处于“维护”状态，1个显示为“开通”。 但是，大部分“可预约”的医院都显示一周内没有号。
“现在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的医院不再需要第三方统一平台，完全可以主导和开展预约挂号等信息化建设，成本低，效果更好。” 曾在上海某知名三甲医院工作的门诊部主任周涛告诉《医学世界》。
医院自建平台，第三方空间缩小
2021年，第五次全国三级公立医院门诊就诊情况调查显示，网上预约成为门诊最常用的挂号方式，且占比持续提升，从2016年的20.1%上升到2021年的66.8%。
家住北京的周女士下载了当地四家医院的APP，关注了两家医院的微信小程序，满足了全家不同的就医需求。 她的父亲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病，她的母亲在接受癌症手术后正在接受随访。 两人应定期到中日友好医院和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进行检查。 她本人在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做牙周治疗。 孩子刚上小学，天天头痛，就用北京两家儿童医院的挂号渠道。
周女士还使用第三方预订平台。 她觉得医院自有平台虽然独立，但优势明显。 比如医院平台的号源比较充足，两三天基本不用抢普通号； 几乎都提供专家门诊的后续挂号，有的可以在线咨询，有的可以在预约的同时付费，直接到医院等候即可。 至于第三方平台，往往只有普通的门诊号。 通过第三方平台预约后，到医院后要排队交费取号。
将更多的号源掌握在自己手中是医院惯用的操作方式。 《IT时报》曾对上海多家知名三甲医院进行考察，称“就便捷性而言，医院微信公众号是预约挂号的首选”。
据《新京报》2015年报道上海儿童医院黄牛挂号，北京儿童医院从当年6月18日起实行“非急挂号全预约制”，App账号来源约占日来源总量的2/3。 北京协和医院App每天开通8000个号源，约占每日号源总量的70%。
时任北京中医院门诊部副主任唐武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从便利性和医院管理上来说，医院更倾向于使用自主研发的预约挂号平台。 “自己掌握号码的来源和分布会比较安全，如果交给第三方，管理和沟通可能不是很方便。比如114预约挂号就类似于第三方。当管理上遇到很多问题，需要沟通，比较麻烦。而自己的平台发现问题也能及时调整。”
根据国家卫健委医管中心调研项目，在不同的挂号方式中，第三方平台挂号服务的体验满意度最低。 问题是平台的管控流程比较复杂。 如果专家停止门诊，医院需要通知第三方平台上海儿童医院黄牛挂号，平台再通知患者。 在紧急情况下，问题处理起来相对复杂。
促使周女士使用医院自有渠道的另一个原因是，其功能远比第三方平台强大和全面，串联了多个诊疗业务。 “一个账号可以绑定4-5人，线下看病后，可以直接在app上查看费用明细，在线查看检测结果。北大肿瘤医院的app也可以查询和申请临床研究新冠疫情期间，如果家属不方便去医院复查，可以在App上咨询咨询，在线开具电子处方后，医院会把药送到家里也可以先在线复诊，预约后再去医院，跑一次就可以了。
在一些地区，医院自有平台也已经渗透到就医行为的细微之处。 上海瑞金医院官方微信公众号推出“AI智能诊疗”语音问诊，市民可享受智能推荐专科和门诊预约服务。 完成预约挂号后，患者可通过微信公众号预约院内停车位，获取位置。 上海同济医院微信公众号提供“病历复印件”服务，患者可按需打印并送货上门。
这些都是我国近年来医疗+互联网加速发展的成果。 2018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出台，明确允许依托医疗机构发展互联网医院。 《2021中国互联网医院发展报告》显示，2020年我国将建设互联网医院1004家，比上年增长超400%。 其中，公立医院发起的互联网医院占比接近70%。 动脉网数据显示，2021年1-4月建成的146家互联网医院中，约3/4由公立医院牵头。
与此同时，互联网医院的建设似乎也越来越“容易”。 根据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2022年招标文件，互联网医院建设项目一期工程最高限价28万元，将于招标后60个自然日内交付。合同签订。 建设清单包括在线问诊、互联网支付结算、医嘱计费系统、电子处方管理系统、综合查询系统等。中标方须质保2年，期间配备现场维护。
基于微信公众号的互联网化，更快更省。 2019年浙江省肿瘤医院“微信公众号功能建设服务”招标。 最终将建成预约挂号、排队叫号、医院导航、住院费用查询等功能。 法院还建议中标人进行定期维护，确保系统稳定运行。
周涛表示，国内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医生技术劳动价值没有得到正确体现，公立医院缺乏主动服务意识，暂时需要第三方挂号。 “我们要看到，医疗服务平台挂号的忠诚度很低，患者的目的是看病，而不是成为某个平台的忠实用户。以挂号为例，能挂号的平台就用。” . 就医频率低 刚需 人们看重的是医生的诊疗水平和治疗结果 这意味着大家愿意为了看病而花费时间和精力。这两年，公立医院的服务意识已经觉醒，开始跟上互联网的潮流。改变医患沟通、联系的方式，患者会用脚投票。”
多位从事第三方陪护服务的业内人士告诉“医界”，挂号服务曾经是他们的主营业务之一，主要是利用时差和经验，为异地就医和就医的人员提供服务。不擅长使用手机。 现在，他们可以通过医院App、微信等方式进行预约，很少依赖关系或人情。 他们说他们工作的服务的“空间正在缩小”。
医院互联网大发展，第三方平台出局
“早些年，医院将预约挂号业务委托给第三方，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成本的考虑。” 周涛告诉《医学世界》。
2009年10月1日，原卫生部印发《关于在公立医院实施预约诊疗服务的意见》，要求全国三甲医院开展预约诊疗服务，推广实名挂号. 次年，原北京市卫生局与北京联通联合发起建设“北京市统一挂号平台”。 平台拥有1600个电话预约席位，共有1800个电话接线员。 为配合项目实施，北京联通提供场地1.6万平方米。
“那个年代，电话预约是远程预约的主要方式，医院无法支撑昂贵的呼叫中心。做一个挂号网站，建设成本要几十万元，每年维护要几百元。”成千上万。大家都认为没有必要，所以会使用第三方平台。” 周涛说。
一时间，全国涌现出一大批第三方预约挂号平台，其取号方式各不相同。 一些医院建立了“号码池”，不同平台遵循先到先得、先挂机的原则。 有的医院按照一定的比例将号源分配给不同的平台。 据悉，当时不少企业效仿医院，承诺免费建设掌上医院，有的医院可能一天要与互联网医疗企业代表多次通话。
2022年，《南方都市报》在广州进行了调查，全市各家医院都有1到8个不等的在线预约挂号渠道。就第三方统一平台而言，67家医院及其下属医院中，在测评的分支机构中，支付宝的准入率最高，达到了72%。 同期，“医诚通”、“挂号网”、“健康之路”、“好医生在线”等第三方平台也接入了部分医院的挂号入口。
繁荣过后，一批又一批的第三方平台相继被“拍死在岸上”。
2009年，湖南长沙各大医院开展了约2-8种形式的预约挂号。 到2013年，长沙已有十余家第三方预订登记公司倒闭。 《三湘都市报》同期调查指出，主营业务缺乏盈利模式的第三方公司，投资巨大、平台多、破约、号贩子、注册不收费等问题频发。 政府是统一的。
2019年9月，天津市卫健委官方APP“健康天津”统一预约诊疗平台上线。 该平台旨在实现所有医院和患者在一个APP上“挂号预约”，对接天津市医院的专家号。 《天津日报》今年2月援引天津市卫健委工作人员的话称，由于一些客观原因，统一预约挂号还在进行中。 报道称：“统一挂号APP并不容易，因为一些医院也开发了自己的APP，统一必然增加成本，不能强求医院合作。”
曾服务第三方公司、参与预约挂号服务的业内人士李红告诉《医界》，第三方统一平台的困境与其服务形式有关。 大多数第三方平台都有固定的内部标准化数据管理结构。 但不同医院在组织结构和配置方式上存在差异。 以科室分类为例，有的医院会先将内科、外科、妇儿等大类进行分类，再细分为亚专科。 有的医院会把重点科室列出来，显示在一级页面，方便患者查询。
就配号方式而言，每个医院的配号时间、预约时间、配号单位都不一样。 2022年，《南方都市报》调查发现，当天最早发号的是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方医院。 最新的是广东省第二中医院，每天00:00开始在广州“健健通”发号。 预约时间方面，北京友谊医院和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自有渠道可以在第8天进行预约。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和北京市老年医院将分别在未来10天和14天内开放账源。 有的医院以单一医生为单位编号，有的医院以职务、职称编号。
第三方统一平台可以结合医院的个性化需求，在患者端搭建多套架构。 这样一来，调整和运营的成本就会增加，效果也很难达到医院想要的定制化。
而且，预约挂号本身就是赔钱的生意。 李红表示，第三方投资技术的公司理论上可以收取技术服务费，但由于医院在双方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且根据国家相关规定，预约挂号不能盈利，第三方-派对公司是用钱来做的。 ，以期通过由此聚集的庞大流量获得行业品牌知名度。
2022年4月，“精易通”的建设者和运营商北京宜和弹簧科技有限公司因资金问题险些停业。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袁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该事件暴露了“公共服务由谁买单”以及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他认为，类似的公共服务一般由相关职能部门承担，或者通过创新公共服务筹资机制，解决企业公共服务资金来源问题，防止公共服务“掉链子”。
“一个项目要想盈利，就得努力创造附加值，如果预约挂号平台不创造附加值，理论上很难真正获得收益。” 周涛表示，医院自建系统越来越方便。 做账、做小程序，以更低的成本完成运营。 对第三方统一平台的需求自然会减少。
更重要的是，公立医院的互联网化已被证明是有利可图的。 2020年6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上线互联网医院。 一年半后，医院在线门诊人次突破12万人次，占门诊总人次的12%。 在线诊疗收入超过1.5亿元，约占门诊总收入的9%。 “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研究所信息部主任亨范修说。
周涛认为，医院已经意识到，分散在第三方平台上的服务应该逐步转移到自有平台上。 未来，平台公司要么为医院提供个性化的技术和运维，做专属平台； 或者选择另一个轨道，“比如统一的平台可以对接基层医院，继续提供服务。”
事实上，后者可能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 在服务基层医院方面，部分医院自建渠道呈现大平台化趋势。 据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疗中心办公室主任、中日友好医院发展办公室主任卢庆军介绍，截至2022年初，中日友好医院互联网医院平台将允许基层医疗机构（医联体）免费“打卡”，数量达到2400家。 很多基层机构可以利用这个平台和管理机制开展互联网诊疗。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周涛、周女士、李红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