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尽快复工，城市停滞的二次影响可能导致人口死亡率高于新冠肺炎死亡率。 ——博士张文宏
从2月28日开始，王兵每天都接到丈夫病危的通知。 那些医学术语很陌生，但最后一句却让我手颤连连：“他在病程中随时都可能因呼吸和心脏骤停而死亡，最终预后很差，人和钱是空的。”
它一直持续着，她被宣布永远告别她的丈夫。
↑3月13日病危通知书上写着，“最终预后不佳，人财两空”。
2月16日上午，丈夫方立强身体不适，眼球、面部呈病黄色，蔓延至全身。 早在6年前，他就患上了这种叫做“黄疸型肝炎”的病，经过简单的住院治疗10天后痊愈出院。 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武汉的医疗资源全部倾斜，她的丈夫一步步被从轻症拖到危重症。
王兵忘不了丈夫彻底昏迷的前一晚。 他的四肢被绑在病床上，下意识的哭了整整一夜，直到凌晨两点才完全失去知觉。 她守了一夜，抱着丈夫的头在她耳边低语：“丈夫，等天亮了，我就送你去做手术，你的病就会好了。”
半个多月的时间，王兵找遍了武汉各大医院。 他曾经在围墙的夹缝里看到那些可以收治她丈夫的医院大楼，但一次又一次地试图住进医院却被拒之门外。 或者，面对那些因为躺在过道里的危重病人而无暇顾及的医生。
几天前，丈夫失去了最后的生存机会，现在只能等待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奇迹。 王兵说，疫情期间的医疗部署，她很理解，但只希望丈夫能在这些夹缝中找到出路。
以下是王兵的讲述——
《难忘的浪漫》
我们家住在三环外的华山碧桂园。 武汉封城的时候，小区也封了。 平时老公工作很忙，经常出差。 宅在家里的这段时间，是我们难得相聚的时光。
我是家庭主妇，丈夫是十九冶公司职工。 我们三年前搬进了这个社区。 新房子几乎是老城小房子的两倍大，周边环境优美。 房贷很高，他的工资只能勉强应付除去房贷的生活，但女儿乖巧懂事。 生活虽然紧迫，但也算是平凡而幸福。
发病前，丈夫每天都在家带女儿，我一边做家务，一边看着她们一起跳绳、奔跑，从卧室玩到客厅，再玩到厨房。 女儿跳得很好。 丈夫跳舞时，她总是喜欢抱住他的肚子，开玩笑说“爸爸四肢不协调”。
他是一个不懂浪漫的男人。 可有一天，我们坐在沙发上，他突然把头凑到我耳边，我们美美地自拍了一张。 这段时间他总是帮我做家务，生怕我累……这些事情让我觉得很浪漫。
↑方立强与王兵
我们是朋友介绍过来的，他的同事都说他很正直，厚道，善良，热心，所以很受欢迎。 2007年我们29岁相恋结婚，一年后有了女儿。 他一直在十九冶工作，负责项目预算。 这些年来，哪里有项目，他就去哪里，经常加班到深夜。 虽然我工作了这么多年，但是因为学历不高，一直在基层工作，属于那种想踏踏实实做事的人。
2014年，我老公在山东青岛一个叫博里镇的地方做项目。 有一天，他的眼珠子和脸都黄了，但他还是去上班了。 他的老板和同事看到了他，让他马上去看医生。 他被诊断出患有“黄疸型肝炎”。 幸运的是，当时没有大问题。 在胶南市人民医院简单住院治疗后癌症病人收到病危通知书，10天内痊愈出院。
今年2月16日，武汉刚刚下了一场大雪。 当他早上起床时，他又出现了同样的症状。 病态的黄色从眼珠子和脸上蔓延到全身。 我的第一反应和上次一样是黄疸，赶紧想办法把他送到医院。 这时候，他还说：“没那么黄，现在还能这样出去吗？我们感染了新冠病毒，我们家就毁了。” 我照了照镜子，家里没有药，只好去医院。
可万万没想到，现在去医院看病这么难。
《求医之路》
我们居住的小区已经实行全封闭管理。 一开始可以选一个人每周出去买两次生活用品，后来变成了一次。 后来被社区收购，连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
在小区门口说明情况后，工作人员只好逐级上报。 折腾了将近两个小时，他们告诉我不能去医院了，因为现在疫情期间大部分医院都被征用了，只能先去社区医院。 他们说：这是政策，不能越级，现在大医院收治不了了。 每次走出小区，我们都要折腾很久。
社区医生开了保肝药，吃了两天不见好转。 我们到处联系医院，但电话很难接通。 心想，还是去个医院吧，在小区门口等了一个多小时。 报完每一层，社区就给了我通行证。 这张证明不能跨市区使用，但我们也顾不得那么多，直接赶到湖北省人民医院急诊科。
那天丈夫自己开车，精神状态还不错。 因为怕感染，我们戴上了口罩和塑料手套，身上还裹着雨衣。 没有护目镜，我们用塑料袋套在头上，只戳了两个小孔透气。
当我赶到省人民医院时，看到了非常吃惊的一幕：急诊室的门口，候诊室的椅子上，过道的地板上，来来回回的担架上，到处都是病人。
这个时候我是不能直接注册的。 我只好去分诊台问诊，等了半个小时，也没有分诊医生来找我说话。 医生忙得不可开交，只能先抢救病情较重的病人。
在湖北省人民医院附近，还有一个中部战区的医院，我们最后报到的是消化内科。 好像肝科的医生都被征召到抗疫前线了。 那天他们做了一些测试。 两天后，医生用结果告诉他们，甲肝、乙肝、丙肝、丁肝和戊肝都不是。 至于黄疸是怎么引起的，他也说不清楚。 ，因为这超出了他的专业范围。 医生说同济医院有肝病研究所，建议一定要去看看，否则后果很严重。
期间，丈夫的病情开始恶化，我只身赶往同济医院急诊。 同济的情况和省人民医院如出一辙，人满为患。
看到有急诊室，我就直奔进去，边哭边说我老公的情况。 医生很忙，很快就告诉我，一来这里没有药，二来没有床位，三来感染科处理肝病，正在处理新冠，急诊科没法收治。 . 我想这位医生也应该感到很遗憾，但他没有时间表达遗憾，因为病人太多了，他没有时间去照顾他们。
那天回家后，我很失望也很无助。 我发动亲戚朋友一起打电话，找市长热线、卫生局、各种医疗求助电话……有人接了电话，但最后什么都没有解决。
因为找不到大医院，我们这期间也去了一家中医诊所，拿了5个药。 服用期间，其丈夫精神状态有所好转，但停药后继续恶化。 又去找中医取药。 他说，现在物流很困难，进货很慢，药店也一直供应不了需要的药材。
↑王兵之前在湖北省中医院（花园山老院区）拍摄的照片
现在武汉的大医院看不到医生。 我明白这是一个非常时期。 但是我想，能不能让我们去四川成都看病，因为十九冶总公司在四川，我老公的医保也在四川。 遗憾的是，“武汉返京黄女士”事件牵动了人们的神经。 协调了半天，行程还是成不了，也没人敢给我们担保。 平时很难离开社区，但现在即使插上翅膀也不可能离开武汉。
《医疗危机通知》
2月28日，老公看到可以住院的信息，终于住进了普仁医院。 就在我以为终于有了希望的时候，那天收到了医院发来的病危通知书，通知他医院条件有限，要我们尽快转到大医院治疗。
我们又联系了同济、协和、中南、省中医等各大医院，得到否定答复后，只能继续留在普仁医院治疗。 之前去中南医院的时候连门都没进，就在围栏的缝隙里看了看，门卫说这是定点医院，非COVID-19患者不入录取了。
↑方立强入普仁医院当天收到病危通知书
经普仁医院诊治和输液，病情无好转，肝功能继续受损。 每天，我都会收到重病通知。 那些医学名词很陌生，但最后一句却让我手颤连连：“在病程中，随时可能出现呼吸骤停、心脏骤停死亡，最终预后不佳，人钱也会丢失。”
3月6日，丈夫的病情已经发展到危重状态，神志不清，在病床上发疯般的挣扎，我们不得不把他的四肢绑起来。 那一夜，他靠着自己的潜意识痛哭了一夜癌症病人收到病危通知书，不停地喊着“我痛！” 直到凌晨两点，他完全失去了知觉。
我一直陪在他病床边，抱着他的头在他耳边低语：“老公，天一亮我就送你去做手术，你会痊愈的。” 那是谎言，是麻木的安慰，太残忍了，我从未见过他如此痛苦。 我哭个不停，惊慌无助，几天几夜没睡，差点晕过去。
在我们和普仁医院的配合下，从3月7日到现在，医生已经为我先生做了两次血浆置换和一次人工肝手术。 症状常稍好转后急剧恶化。 3月9日，我丈夫被送进ICU继续他的生命。 我们万念俱灰，3 月 10 日收到好消息。 插管后丈夫好转，但仍随时有生命危险。 请尽快联系协和或同济医院安排转运事宜，以求生存。
3月11日，我们联系协和医院肝病科教授了解到，肝病科已经开始接收患者，但转院面临诸多困难。 比如肝病教授都在抗疫一线，不能参与会诊； 即使会诊后同意转院，仍需在过渡病房观察两天，排除新冠肺炎。 但是过渡病房只有基本的治疗条件，丈夫坚持不了两天。
↑3月11日，王兵咨询同济医院教授，被告知“仍不常规受理”。
最重要的是急需AB阳性血型肝源尽快安排换肝手术。 教授告诉我，肝脏的来源往往来自交通事故。 但疫情期间，肝源从何而来？
“最后的希望”
3天前我们得知，即使我们可以转院，结果也不会改变。 我老公的心率经常高达140、150，医生跟我说的很直白，最后的结果就是死，没有希望了。
进ICU前，我带女儿见了最后一面。 她抱住父亲，喊道：“爸爸，快点好起来，爸爸，你要勇敢。” 我不敢做出放弃治疗的决定，因为女儿太需要父爱了，没有人能代替他。 我太爱我的丈夫了。 从认识他到现在，他从来没有嫌弃过我，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一句刻薄的话。 在我看来，世界上没有第二个这样的好人。 .
↑方立强和女儿
因丈夫没有得到及时救治，发展成肝功能衰竭，生命垂危。 武汉疫情期间，我能理解现在的医疗部署，只是希望老公能在这些夹缝中找到出路。 还要感谢这段时间帮助过我们的亲友，感谢十九冶的同事和领导，感谢你们为我们筹办和筹款。
只希望奇迹发生。
救援困局待解
其实，王兵夫妇的经历并不是孤例。 红星新闻记者发现，在疫情特殊时期，不少非新冠患者一直面临救治困难。
据公开资料显示，《环球时报》、《人物》、《每日经济新闻》等多家媒体相继报道，交通封锁、后勤不畅、医院征用、医生转移等各种问题蔓延至后方。的流行病。 透析患者、癌症患者、心肌梗死患者、孕妇等人群。
据《环球时报》报道，一直在抗击疫情的武汉市武昌医院护士张琴，一直在抗击疫情。 他的父亲是多年的尿毒症患者。 在此之前，他每周要到武昌医院做3次肾透析。 但受疫情影响，父亲找不到可以进行肾透析的医院，只好独自回家休养，最终不治身亡。
人们报道了几名非 COVID-19 患者的困境。 例如，身患恶性嗜铬细胞瘤的武汉市民闫丽，因疫情期间放疗中心开业延迟，肿瘤中心又被征用，不得不停止治疗。 医生们奔赴抗疫第一线。 像许多非COVID-19患者一样，她试图去其他省份就医，但来自汉族的通道越来越紧。 2月21日，闫莉在政府的协调下住进了普仁医院。 她还是希望能解除封锁，去北京接受更晚期的治疗方案。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据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急救中心副主任夏健估计，正常情况下，他所在的医院每年接诊急诊患者12万，其中10%~20 % 需要救援。 患者。 但疫情期间的抢救量约为正常状态的1/3，其中还包括新冠肺炎引起的急救。 与往年相比，减少2/3的急需抢救患者去哪儿了？ 除了封城导致交通事故减少等因素外，没有人知道答案。
这只是一家医院的数据，数字背后是生命垂危的患者。 记者向武汉市疾控中心、含江区、洪山区、东西湖区疾控中心市民热线咨询非COVID-19就医方式患者，但没有得到明确答复。
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疫情期间，武汉多家医院和机构提供在线诊疗服务，方立强就曾使用过此类服务。 例如，自1月26日“健康武汉”小程序上线以来，市民每天在线问诊量超过8000次，访问量峰值超过10000次。 但跨越网络，难以替代庞大的就诊需求。
这些困难随着疫情的控制和肺炎及疑似患者“应收尽收”政策的落实而逐渐好转。 据多家媒体报道，自2月16日起，武汉市卫健委陆续公布了非新冠肺炎患者收治医院名单。 2月21日，武汉市防疫指挥部增设“非新冠肺炎医疗救治组”。 据《人物》报道，新措施出台后，还需要时间适应。
新措施落实到什么程度？ 红星新闻记者先后咨询了湖北省政务服务网热线、武汉市市长专线、武汉市卫健委健康咨询热线。 工作人员表示，符合各地救治要求的非COVID-19患者的诊疗渠道“慢慢开始完善”。 根据相关文件，大部分门诊已经恢复，但并非所有患者都能收治。 录取标准。 对于具体的回收比例，工作人员表示“无法回答”、“没有详细数据，主要处理求助”、“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红星新闻记者 胡婷 王拓 武汉